上个月，前上海芭蕾舞团乐队中提琴手，现在的中提琴老师兼日语翻译陆洪元在朋友圈里发了几份过去《白毛女》演出的说明书照片，立即把我拉回到文革之初的一段日子, 让我想起第一次演大春的往事。
上面这一份是介于1967 年到1968初之间的演出说明书，粗看十分普通，但如果把照片放大，仔细辨认上面的字，你会发现这份说明书与普通常见的说明书大相径庭，上面找不到演员的名字，创作人员、作曲家和所有参加演出的人全部变成了隐形人，内页中应该登创作人员名字的地方被语录所代替。
这是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录，而这个记录也为我第一次登台演大春形成了一个“助力”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
1965年，全国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运动，那些有名望的演员、作家、音乐家、名教授等立即受到了特别“照顾”，说他们养尊处优，坐享三名三高的好处，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内的东西。这可不是现在的名酒、名烟、名车和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的三名三高，而是名作家、名演員、名教授和高工資、高稿酬、高獎金的三名三高。接着文革爆发，把批判三名三高、清除资产阶级根基的风潮推向极致，破四旧、批判大洋古、封资修，批判建囯十七年文艺黑线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。其时革命形势如火如荼，许多街道、人名也都因为有封资修之虞而被迫改成“红卫、卫东、旭东、继红……”等等，往下看那张节目单，广播电视艺术团变成了广播文工团，歌剧院变成了革命文工团，就是明证。
本来，演出说明书印上演员的名字，天经地义，无可厚非，作为观众，你总想知道今天是谁演谁，但那时候连这也不行，因为这也是一条制造三名三高的路，需要堵上，于是说明书就没有了名字。这是当年批黑线，扫四旧的极端“成果”，这样的“疯魔”之举，现在看来十分可笑，不可思议，但不等于没有“回潮”的可能。很多年以后，温家宝总理的讲话隐约指出了这一点。
我的回忆录《革命时期的芭蕾》里记录了我第一次演大春的那件事，这份说明书，给我冒名顶替做了一个“掩护”。
1967年4月24日，《白毛女》在毛主席看过后成了样板戏，演出场次骤然增加，团里安排我学排大春以应付日后演出和辅导外地剧团的需要。凌桂明和欧阳云鹏演大春已经很长时间了，经验丰富，技术全面，表演成熟。他俩是春季班的，比我们秋季班早入学半年，平时是同学，演大春就是我的老师。
那年夏天，天气异常炎热，演员队演出完后吃的夜点心被细菌污染，第二天不少演员因此而食物中毒，也包括他们两位。当天晚上还要演出，但他们俩都在医院里吊盐水，不可能上台。登报停演在那个年代是不行的，特别是对样板团而言更是毁灭性的灾难，上面怪罪下来，无人能承担责任，于是团领导就希望我当天能顶替演出。我有点胆怯，因为在那之前我只排练了一些独舞、双人舞，离开演出全剧还差得很远，但最后还是成功的欲望战胜了恐惧，我想试试。团领导见我答应，大喜过望，立即做演出前的配合，于是上午组织全体演员陪我排练，然后所有演职员去剧场走台、合乐、连排，一气呵成。晚上演出前，心中的紧张无以言表，老师和个别同学安慰鼓励我，终于完成，虽然表情僵硬，动作走样，但还算是把它拿了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上台演大春，来了个冒名顶替，市委礼堂剧场里约1400个观众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异样，他们大概还以为是凌桂明在演出，其实早已是李代桃僵了，我想除了我与凌桂明的身材脸型十分接近之外，大概演员不要名字也起了一些作用吧。
那是一个“无名无利，一切为革命”的时代，节目单上抹去“名字“，其实是对观众和个人极不负责的乱作为，这与“不追名逐利”的倡导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但那个时候，谁还能说不是呢？
陆洪元老师有收集资料的习惯，他保存了很多《白毛女》演出的原始资料，谢谢陆洪元老师。
演出后谢幕，那天我演大春。
1975年春节《白毛女》剧组参加春节慰问团去海岛演出，凌桂明（左7）和我（左9）分演《白毛女》第一、六、七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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